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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养“文人”和“鸿儒”的教育目标
王充提出了培养理想人才的教育目的。他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五个级别，分别是：
文吏：受过识字教育，但“无篇章之通，不闻仁义之语”，长大以后，或依靠自己的门第，或攀援权贵，入仕成吏。起用这种人不利于国家实行德治的政策。所以他对这种人持批判否定的态度。
儒生：他们能够精通儒家经书中的一种，“能说一经”，“旦夕讲授章句”。虽以教学为职资，但知识面极其狭窄，不能博古通今。这种人虽不坏，但不能令人满意。
通人：虽然他们“博览古今”，掌握了丰富的书本知识，但他们不能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，缺乏理论思维能力，不能“掇以论说”。
文人：知识渊博，能够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，将书本知识和实际政治结合起来，利用自己拥有的知识“上书奏记”，对实际政治加以评论和提出自已的建议。他们能成为称职的行政人才
鸿儒：知识分子中最高级的一层。他们最明显的特征是能够“精思著文，连结篇章”，“兴论立说”，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。他们不仅系统地掌了现存的社会知识，且不受前人思想的束缚，创新知识，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学术人オ。
王充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。即把培养杰出的政治人才和学术人才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。在中国教育史上，王充首次明确地提出教育应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人才。
二、“博通百家”的教育内容
王充认为不仅儒家学术有益于政治，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样是“治国肥家之术，刺世讥俗之言”，同样需要学习。知识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，凡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知识都应该学习。善于学习的人，“其于道术，无所不包。人的知识越广博，思考得越深入，他的观察能力就越敏锐，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也就越高强。
王充不仅要求人们从书本中获得知识，而且还应从现实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得知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实的知识比书本知识更为重要。
三、学习论
(一)学知与闻见
王充认为所谓“圣人”的“独见之明，独听之聪”，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凭据的基础上“皆缘前因古，有所据状，“有因缘以准的之”。所以圣人过人的料事能力并不是“不学自知，不问自晓”，而是他们积累了比常人更为丰富的可以作为“准的”的经验和知识。
“闻见”是圣人积累经验知识的一个基本手段。“圣人不能生知，须任耳目以定情实”。“如无闻见，则无所状”，他们一方面留心周围的事物，注意积累生活经验;另一方面广闻博览，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生活经验、他人的思想，接受间接知识。
(二)思考与求是
王充强调“以心原物”、“是非者、不徒耳目，必开心意”。经验和知识是形成个体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一性因素。缺乏闻见，缺乏学问，就失去了推知事物的依据，思维便缺乏感觉基础。但是要使经验知识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则少不了理性的思考。
王充认为，分辨知识真伪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坚持“效验”、“有证”的原则，要使立论成立不仅仅要有雄辩的推理，更要有事实的根据，有实践的检验，“事莫明于有效，论莫定于有证”。
(三)问难与距师
“迢难孔子，何伤于义”;“伐孔子之说，何逆于理?”要获得真正的知识，必须打破唯师是从、唯书是从的心理。“学问之法，不唯无才，难于距师，核道实义，证定是非也。”要打破崇拜古人，崇拜权威的心理。对于古人，包括像孔子、孟子这样的大圣人，如果他们的言论与事实不符或前后自相矛盾，也要敢于提出质疑，对于明显的错误，要敢于否定，敢于批判。
为了使学生深入透彻地理解学习内容，师生双方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创造可以充分激发思维的学习情境。其中“师弟子相诃难”的学风便是对这一学习思想的运用。通过激烈辩论充分调动师生双方的思维积极性，不仅有利于学生深刻领会学习内容(“极道之深”)，教师亦会在学生的启发下推陈出新，对原有知识产生新的理解(“不发苦诘，不闻甘对”)，使学术因此“激而深切，触而箸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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